2009年12月31日，一个标准时点，它宣告2009年全年R&D活动全部结束。就在此时，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工作正式展开。
9年前，在时任科技部副部长邓楠同志的倡导下，七部委首次联合开展全社会R&D资源清查工作，第一次把“九五”期末我国R&D活动执行单位的基层数据全部统计上来，全面反映了当时我国R&D资源的整体状况。
9年后，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和国防科工局六部委再度携手，总体规模、研发队伍、研发资源投入、成果及产出效益以及政府扶持政策和落实情况等则成为此次R&D资源清查的关键词。清查工作面向R&D活动相对密集行业的法人单位，涉及国民经济20个门类中的14个门类。
“数据将用于对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情况的评价，为制定‘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科技发展规划、监测和评估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提供依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
时隔九年再摸R&D资源家底
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国情国力调查，R&D资源清查不同于一般的普查，它调查的是R&D活动。这些活动并不是所有单位都有，绝大部分集中在工业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不同时间段，这些单位的R&D活动的进展状况也各有不同。国家统计局社科司司长马京奎告诉记者，“因此，R&D资源清查首先要清点全国各企业事业单位的R&D活动情况，然后再做调查。”
马京奎曾参与2000年第一次全国R&D资源清查工作。他介绍说，在1985年引入R&D概念以来的较长时间内，我国科技研发活动开展相对较少。科技部、统计局、教育部、国防科工委四大部门根据各自科技管理的需求建立了各部门的R&D统计指标。1992年，统计局建立了R&D活动的综合统计制度。
谈及当时的R&D统计，马京奎颇有感慨，“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R&D年度统计数据是建立在部门统计数据基础上的。部门科技统计带有强烈的部门管理色彩，各有各的标准。说实话，要把这些数据汇总起来实在很难。”
对于其他部门而言，缺乏全社会R&D总体数据也给部门科技管理带来很大困扰。
2000年，科技部提出部门联合开展全国R&D资源清查，立刻得到统计局、财政部、计委、国家经贸委、教育部和国防科工委的响应。这次清查覆盖了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全面了解了我国R&D资源投入和科研力量在行业、地区和领域的分布状况，为国家科技政策、创新政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信息。这次清查也成为我国科技统计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近十年，特别是《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发布以来，我国科技发展进入了一个跃升期，科技活动从参与主体到整体规模等方面，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秦勇说，企业参与创新，进行研发的意识显著增强，参与R&D活动的力度也不断增大。2008年，企业R&D投入已经占到全社会R&D投入的72%。近些年，我国R&D投入年均增长约20%，投入总量已居世界前列。R&D活动也已渗透到信息及通信业、金融业、商业服务业等新兴行业。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需要再次摸清家底，不仅要掌握R&D总量水平，更重要地是要全面、详细地了解R&D资金、人员的结构，R&D资源在全国的分布状况以及R&D资源的投入、成果和产出效益情况。”秦勇说。
酝酿1年之后，2009年6月17日，六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的通知》，第二次R&D资源清查筹备工作正式启动。
用R&D衡量创新驱动效能
2009年11月6日，在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审议通过了《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方案》。
秦勇把R&D比喻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动机。他说，R&D是创新驱动。如果这个发动机功率很低，动力作用不好，它就不可能驱动我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
《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科技发展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在规划的15年间，“十二五”是实施规划纲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攻坚阶段。从更大范围来看，世界经济遭受金融危机重创，未来5年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对我国而言，则要通过调结构、保增长，在危机中寻求发展机遇，促使经济发展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上来。这对我国科技发展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秦勇告诉记者。
他认为，摸清R&D情况，分析多大的总量，什么样的结构，这个发动机才能承担起创新驱动的功能，这已经成为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2009年9月28日，第二次R&D资源清查工作参与各方又坐在一起。面对他们的依然是那个主题：协调清查综合实施方案和各部门实施方案，确保R&D清查工作总体目标的实现。粗略估算，自清查工作启动这样的工作会议已不下百次。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国科技统计实行双口径，包括科技活动和R&D活动两套指标体系。”国家统计局社科司关晓静处长说，1998年，统计局和科技部等部门合作制定了科技统计规程。规程在OECD弗拉斯卡蒂R&D统计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增加了科技活动的指标。
两年后，这个规程应用于2000年首次R&D资源清查。
从2000年后，R&D资源清查工作参与各方都在研究这样一个课题：怎样淡化科技的概念，代之以R&D，更好的反映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
这次R&D资源清查对长期沿用的科技统计指标体系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突出反映自主创新即R&D的概念。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刘树梅处长告诉记者，“除关注R&D总体规模外，还增加了结构性指标和R&D活动产出指标。这些指标能从不同侧面反映我国R&D资源的配置状况和R&D活动的产出效益。”
以统计数据支撑宏观决策
从事科技管理工作多年，秦勇感觉到科技统计越来越受到重视。“过去我国是计划经济体制，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都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政府指令性计划。换句话说，从计划中也就可以了解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各种决策都要依赖于自下而上的统计数据来支撑。”
他说，从决策角度来看，统计通过四个环节支撑整个决策流程：摸清情况支撑初次决策；监测政策执行和发展情况，评估哪些措施执行效果比较好，哪些出现了偏差，哪些需要进一步调整；将评估结果反馈给决策系统；最终完善决策。
统计工作服务于管理，必须把社会问题转换为管理需求，从管理需求转换为统计目标，再从统计目标转换为统计指标与数据。马京奎指出，“统计绝不是从基层‘捞’一个数上来那么简单。只有通过统计语言的科学设计，合理的组织保障，才能从基层获取高质量、可靠的数据，也才能真正透过数据掌握我国科技发展的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
刘树梅举例说：“参照联合国指标，可以把刚毕业的大学生参与研发活动就统计为科学家工程师。在我国，真正的研究人员是研发的骨干。这次R&D清查把过去的‘科学家工程师’指标调整为‘研究人员’，这样便于与OECD国家进行比较。2007年、2008年科技部两次试填后，‘研究人员’占R&D人员总数的比重不到60%，比‘科学家工程师’占的比重下降了约20多个百分点。这个数据更客观。”
2009年11月25日，科技系统第二次R&D资源清查培训班开班。太原面向华北、东北地区，成都面向西北、西南，南京面向东中部，培训到省地市级。这次培训就是要让统计人员弄清楚每个指标的含义，保证数据的质量。
“科技管理、科技决策需要科技统计全过程参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科技统计对宏观管理的支撑作用将更加凸显。科技统计工作还需不断完善指标体系和相关制度，以使其更加适应科技管理的要求。”秦勇说。
■ 相关链接
以弗拉斯卡蒂镇命名的R&D调查标准
弗拉斯卡蒂是意大利中部罗马省拉丁区的一个小镇，风景秀丽，以众多的教宗别墅而闻名。
1963年6月，就在弗拉斯卡蒂，来自OECD各成员国的R＆D统计专家举行会议，就R＆D统计指标的定义和测度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广泛交流，最后，会议通过了《R＆D调查的推荐标准与规范建议》，即后来获得一致认可的《弗拉斯卡蒂手册》。它首次确定了科技统计中对R&D调查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分类标准，并为以后其他国际组织的类似调查提供了可以广为借鉴的规范性文本。
在过去的40年中，科学与技术指标国家专家组详细阐述了科学和技术指标的概念，开发了一系列方法指南，被称作“弗拉斯卡蒂丛书”，包括：《研究与试验开发调查手册》（《弗拉斯卡蒂手册》）、《技术创新调查手册》（《奥斯陆手册》）、《科技人力资源手册》（《堪培拉手册》）、《技术国际收支手册》（《TBP手册》）和《专利科技指标手册》（《专利手册》）。
最新版《弗拉斯卡蒂手册》（第六版修订版）于2002年年底正式通过。这一版将R&D资金来源以及与国外分公司交易的外部R&D资金来源进行更为详细的分类。基于此，将全球化进程也纳入手册的考虑范围。同时，《弗拉斯卡蒂手册》（第六版修订版）还明确了全时工作当量的测度方法和政府R&D预算或拨款数据预算的程度；增加了服务业与软件R&D、全球化、R&D方面的国际合作以及有关卫生、信息通讯技术（ICT）、生物等方面的R&D和政府对工业R&D的支持等议题；增加了大量方法建议和指南，尤其是服务部门R&D统计的改进，以及更为详实的R&D人力资源数据的收集。
第六版《弗拉斯卡蒂手册》的服务对象已扩展到非OECD国家，成为世界各国测度R&D的共同标准。
（摘自张治河、赵刚等撰写的《全球化背景下R&D调查的标准》）
